可是在那些日子里，只有很少的报告是关于某一个人的，或许是因为他与此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而且也不引人注目，他既没有下榻在那些高档的宾馆里面，也不会在咖啡馆里闲坐，更不会去出席什么宣传活动，而是与自己的妻子一同住在一位修鞋匠的家里，过着彻底隐居的生活。他就栖身于紧贴在利马特河后面的那条狭窄、古老，且地面又高低不平的镜子胡同里面，居住在老城区那些建造得十分结实耐用，屋顶上架设着穹顶的房屋中的一幢的三层楼上，这幢房屋已经被熏得漆黑，可能一半是因为年代久远，一半是因为那家制作香肠的小作坊，总是在楼下的庭院里烘烤的缘故。一位女性的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奥地利演员都是他的邻居。因为他并不十分健谈，那些合住的邻居除了知道他是一个俄国人，而且他的名字很难发音之外，对有关他的其他情况也就几乎一无所知了。在许多年之前，他便逃离了自己的祖国，他也没有什么巨额的财产，而且绝对没有经营什么赚大钱的生意，这一点女房东从这两个人寒碜的膳食，以及破旧的衣着上面就能够一眼看出，他们的全部家当加在一起，几乎还无法装满他们在搬进来时随身携带的那个小篮子。
这个身材矮小敦实的小个子男人是如此的不起眼，而且他的生活也是尽可能地避免引人注目。他极力回避社会交际，房东夫妇极少能够看见他那双眯缝眼里尖锐而深沉的目光，也极少有客人来拜访他。可是日复一日，他的生活却十分规律，他每天早上9点钟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12点钟，直至图书馆闭馆。在12点10分，他又准时回到家里，到了12点50分，他又离开家门，以便再次成为去图书馆的第一人，并且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6点钟。但是因为那些收集情报的间谍仅仅关注那些喋喋不休的人员，却不知道，其实那些孤独寂寞的人员，反倒始终是这个世界上每一场革命运动中最为危险的人物，他们都会大量阅读，充分学习，因此，那些间谍从来没有为这个居住在修鞋匠家里，丝毫不引人注目的男人写过任何报告。可是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圈子里面，大家恰巧全都了解他，知道他曾经在伦敦担任一家激进的俄罗斯流亡者小刊物的编辑，并且在彼得堡被看作是某一个很难说出其名称的特殊政党的领袖。可是因为在谈论社会主义政党里面那些最受人尊敬的人物时，他的态度十分强硬和轻蔑，并且宣告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又因为他表明自己是难以接近和绝对不会妥协通融的个性，所以大家并不是十分关心他。有几次在晚上，他会在一家小规模的无产者咖啡馆里召开会议，最多会有15位至20位人员前来参加，其中大多数都是青年人，于是人们就像容忍所有那些流亡的俄国人一样，容忍这个怪僻的人，因为他们都会边喝茶，边讨论，简直没完没了，从而令自己的头脑发热，激动万分。不过根本就没有人会去重视这个表情严肃的小个子男人，在苏黎世，只有不到30个人，认为记住这个男人，这个居住在修鞋匠家里的男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当时有众多以飞快的速度呼啸着穿梭于各个大使馆之间的豪华轿车，其中的一辆偶然地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那么这个世界不会知道以乌里扬诺夫这个名字，或者以列宁那个名字出现的这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