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可谓泽被后世，后代士人从其中汲取精神力量，以保证自己人格的独立，甚至成为某些士人生存下去的精神支柱。但士人同时也看到，士人的独立是有一定的“度”的，超过了这个限度就无法生存下去，因此也迫使他们寻找更为切实的途径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嵇康之隐实在是以隐作为反抗的方式，以丘壑皋壤、山林泉石为反抗的据点，此类隐士的真正意图是要建立一个符合自己理想的社会。他们的隐逸活动具有极其丰富的精神价值，中国的人文精神的承继、文化理想的存续，倒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他们。
东晋至南朝结束这一阶段，名士的代表人物非陶渊明莫属。他生活在一个“乱”与“篡”的时代，抱负和理想尽皆付诸东流。陶渊明不断出仕，又旋即辞官，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他对现实的不满和不适应。萧统《陶渊明传》记载：“会郡遣都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赋《归去来》。”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陶渊明屡次去职的根本原因，而他的《归去来兮辞》更从生活情调的深处说出了这一点：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